
下午2点,义乌北下朱村的主街上鲜见行人。
北下朱原是义乌市郊的一个寻常农民回迁小区。2019年前后,国内直播电商行业兴起。与义乌国际商贸城相距约2公里的北下朱,迅速吸引了大批直播电商从业者前来扎根,“直播电商第一村”的名号不胫而走。虽然始终未有确切统计数字,但公认的说法是,这里曾经一度聚集了超过3万名带货主播。
2019年,记者初次造访北下朱。当时的主街上,拉货的电动三轮车一辆接一辆穿梭在堵作一团的私家车和货车之间,货斗上堆满了快递纸箱。沿街的供应链门店里无一例外人声鼎沸,挤满了等着拿货的主播,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狂热与兴奋,似乎晚一秒“上播”就有可能与泼天富贵失之交臂。
今年再访北下朱,曾经的喧嚣已经明显散去,冷清的气氛肉眼可见。
“我这里一整天都未必有人上门,你们是今天最早进来的。”女老板鲁丽萍一边叠着样衣,一边自顾自地说。她的店铺开在村子后排,市口并不好。纵是如此,2020年她初到北下朱租下这爿店面时,年租金依然高达13万元。去年,这一数字已经跌到了不足4万元:“来的人少了,房子多了,租金自然下来了。”鲁丽萍说,到今年底,她打算再和房东讲讲价。
商务部发布的《中国直播电商发展报告(2026)》显示,2025年全国直播电商交易额达5.1万亿元,同比增长12.3%,但是较2020年128%的峰值增速大幅回落,行业从野蛮生长的增量时代进入存量竞争的成熟阶段的迹象明显。当下冷清的北下朱,亦是直播电商行业流量狂欢逐渐终结的缩影。
对于几年前曾在此地复数上演的那些创富故事,人们记忆犹新。只是,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,某种祛魅进程已经悄然完成。依然有人坚守在北下朱,只是他们普遍不再相信奇迹,而是选择遵从最基本的商业规律和逻辑——毕竟,生意本该如此。
神话落幕,理性回归,太阳照常在曾经的“直播第一村”上空升起。
布告栏上贴满了招租广告。 吴恺沄 摄
“那些故事不会再有了”
“其实北下朱不能叫‘直播村’。”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下朱人,福田街道社交电商协会党支部书记金浩敏对于北下朱有不同的定义,“就像义乌是全球小商品集散地,我们北下朱是网红产品的集散地。说我们是‘直播村’,把我们说‘窄’了。”
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。由于背靠义乌国际商贸城且租金低廉,北下朱早年曾是国内江湖地摊的重要货源地。2013年,义乌掀起电商热潮。北下朱开始向同在义乌市内、彼时风头正劲的“淘宝村”青岩刘村学习,通过铺设光纤、减免租金等方式,吸引来了一批电商从业者。
国内电商行业风云变化,业态和玩法屡屡迭代,随风起舞的北下朱也一再变换主旋律。从团购到微商,再到此后的带货直播,始终不变的是这里的“草根”底色。至于金浩敏所说的“网红产品”,随着采访的深入,他也换了另一种表述方式:“北下朱就是做平替的。”
当各种“9块9包邮”遇上直播电商,“草根”产品与“草根”销售方式之间迅速擦出火花。凭借行业狂飙突进式发展带来的红利,幸运儿们在风口上成功“起飞”,靠一个爆款单品一夜净赚几十万元、上百万元的故事虽然并非普遍现象,却也在北下朱真实发生过。
随着这些故事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变得愈发具有传奇色彩,北下朱“直播第一村”“草根创业圣地”的江湖地位也就此奠定,并借此吸引更多怀揣财富梦想的人们聚集到了这里。那句流传甚广的宣传口号也在彼时诞生:来北下朱,一部手机就能创业。
“没人是奔着当主播来北下朱的。”金浩敏说,“大家想的都是发财,自己当老板。”
北下朱街头。 吴恺沄 摄
一如廉价的“网红产品”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抵达消费者,直播也不过是来到北下朱的人们追求财富的手段。只不过,野蛮生长带来的红利爆发式释放过后,这个曾经切实为一部分人带来财富的手段逐渐开始失灵。
2020年,邵鹏睿在北下朱租下一处店面,主营各类灯具、支架等直播设备。在他看来,北下朱的变化显而易见:现在主播的数量明显少了,即便还留在这里的主播,大多委身于公司或供应链,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和提成。相应的,过去那种“楼下供应链门店拿样品,上楼回出租屋就开播”的“单干”方式在当下的北下朱几乎已经绝迹,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街头的店铺大多门可罗雀。
时至今日,各电商平台的算法依旧深锁于黑箱,不过有些变化不必参透个中玄机,依然切实可感。比如,流量越来越不好拿了。
虽然眼下的生意不咸不淡,但是对于行业,邵鹏睿还是愿意花点精力琢磨琢磨。他认为,当国内电商行业整体转入存量竞争阶段,蜂起的平台对流量的分配便不再慷慨,流量获取的成本随之变得愈发高昂。对于小体量个人主播,这样的变化堪称致命,为直播带货这一曾经的“草根”创业方式在事实上筑起了门槛。
“那种一夜暴富的故事不会再有了。想明白了这一点,北下朱这个地方自然就不会像当初那样疯狂了。至于那些还在坚持做直播的,成了的,没必要再留在这里打滚了;没成的,该回哪儿就回哪儿去了。”邵鹏睿滔滔不绝,仿佛一个冷静的旁观者。
北下朱街头。 吴恺沄 摄
“就当找个班上嘛”
北下朱现在还有多少主播?今时今日,依然没有确切数字。
金浩敏反问记者:“怎么才算主播呢?直播销售不过是一项技能,主播也不过是掌握了这项技能的线上销售人员。在北下朱,人人都可以是主播。”金浩敏告诉记者,目前北下朱有市场主体1万余个,背后则是近3万名创业者。若是依照“人人都能当主播”的逻辑计算,那么北下朱的主播数量似乎与数年前并无差距。
然而这样的统计方式显然过于模糊,甚至略显滑头。在记者的追问下,金浩敏表示,北下朱目前通常认为专职主播的数量大约3000人,相较当年,确实有不小缩水。
来自贵州的李淼淼便是“三千分之一”。2023年,学习陶瓷设计的李淼淼大学毕业后,在小姐妹的介绍下来到了北下朱。在此之前,李淼淼对于北下朱和直播电商一无所知。而小姐妹的介绍则颇为简单粗暴:来这里,能赚钱。
谈及自己当初的决策过程,这个00后女孩同样十分直率:“虽然一切都是未知数,但是我清楚地知道,靠我自己当初学的这个专业根本就吃不饱饭,所以没有丝毫犹豫我就来了。”
彼时,北下朱直播电商的神话已然接近落幕,个人主播开始成建制撤退。但是身为“小白”,李淼淼对此全无感知。落脚后一个星期,她就顺利找到了自己在义乌的第一份工作:在一个直播间当“开卡主播”,月薪6000元,没有提成。
“当时觉得这里的工作机会的确挺多,也挺好找的,就是工作内容有点无聊。”李淼淼向记者解释,所谓“开卡主播”就是在镜头前一包接一包地拆时下流行的收藏类卡牌包装,并对着镜头逐一展示卡包中的物品。由于缺乏直播经验,整个直播过程中李淼淼并不露脸,只有双手出镜,话也说得很少。
在北下朱,日复一日的高强度直播,能让一个“小白”迅速成长为一名至少符合北下朱标准的“专业主播”。于是,在日常工作之余,李淼淼也开始接一些兼职:义乌当地的商家或是供应链,甚至是国际商贸城里的商户,有时也会临时招募一些主播为自家产品带货,最方便的途径自然就是到北下朱这个“直播村”里找人。
李淼淼说,这类工作大多按时计酬,市场“起步价”为每小时80元,一次通常要连续直播五六个小时。虽然号称上不封顶,但是她接过的兼职里,最多也就每小时150元。
“又累,又不稳定。”对于兼职,李淼淼的兴趣并不大。一来工作机会时有时无,二来每次都要从零开始准备话术、研究产品。另外,客户或是中介拖欠薪酬,甚至直接跑路的故事她也时有耳闻。至于北下朱“神话时代”初期那种“单干”的模式,李淼淼更是压根没有考虑过:“哪里来那个实力呀?虽然北下朱的供应链都可以一件代发,主播不需要自己备货,但是如果一直卖不出去,那不是等着喝西北风?”
在北下朱的这些年,李淼淼辗转换了好几个直播间。她的高光时刻,是在3个小时的直播里完成了10万元的成交额。不过,短暂的兴奋过后,便是连日的焦虑与恐慌:“不知道下一个10万元什么时候出现,或者会不会出现。”李淼淼告诉记者,有一阵子,她开始频繁失眠,偶尔睡过去,梦里的自己竟也还在直播。“那段时间我看到抖音的图标都犯恶心。”李淼淼说。
不过,李淼淼自认还算幸运,待过的直播间背后都有比较靠谱的供应链,没有经历过老板提桶跑路的悲剧。至于业务,虽然“大爆”的经历不多,但是也曾“小爆”过几次。李淼淼说,在北下朱的这些年,自己的心态也在变化:“当初来义乌是想赚钱,现在想的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了。”
“就当找个班上嘛。”李淼淼笑着说。
直播间里,一名主播正在带货。 吴恺沄 摄
“总有人会赚到钱的”
北下朱依然有主播,但是主播渐渐不再头顶主角光环。
今年初,李淼淼投到了金浩敏门下。开年后,金浩敏的电商公司主推一款乳胶女士内衣。为此,他说自己面试了不下80个女主播,最后优中选优,挑出了4个,李淼淼便是其中之一。金浩敏认为,当初那个年代,各家平台需要通过塑造神话来争夺流量,而北下朱也确实诞生出了不少神话。眼下,直播已成为电商标配,不必单列,因此平台更希望“头部”以外的中小直播间均衡发展。用他的话说,未来国内的带货直播间不会再有大小之分,只有优质与否的区别。
“现在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直播间要做内容,尤其是优质内容,所以对主播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。”坐在自家公司的办公室里,金浩敏呷了一口茶,转而又对坐在对面的李淼淼说:“我觉得你是值得培养的,只要好好干,以后月入三四万元肯定不成问题。”
女孩狡黠一笑:“那我就先谢谢老板了。”顺带一提,李淼淼目前的月薪是1万元,提成另计。
草根直播、全民直播的浪潮退去,在北下朱做“供应链”生意的人们似乎也已经接受了“版本回滚”,和活跃在义乌这个“世界超市”各处的批发商、销售商、源头工厂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发模糊。
鲁丽萍偶尔也会缅怀当初“神话时代”的盛况。那时,北下朱街头只有两种人:对着镜头手舞足蹈、口若悬河,正在直播的主播;拎着巨大的黑塑料袋四处找货、准备开始直播的主播。各家供应链门店前,不时会有卡车停靠。当工人们开始成箱成箱地往卡车上装货,所有人心里都有数:这家今天又有爆款了。那些年,卡车也曾几度出现在她的店门口。
北下朱街头。 吴恺沄 摄
不过,义乌的生意人们更习惯向前看。
虽然一直在向记者抱怨女装行业利润低,还有退换货和售后的麻烦,但是眼下,鲁丽萍的生意依然照常运转。她手头的客户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,既有网店,也有大型直播间,还有外地的二级批发市场——在义乌,这算是最为“老派”的一类客户了。对于鲁丽萍,恰恰是这些“老生意”做起来最顺手。北下朱的成本优势尚在,鲁丽萍还是打算坚守。
与此同时,也有后来者入局。2024年底,卖瑜伽服的杨万平退掉了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店铺,转投北下朱。相比商贸城十多万元的租金,杨万平在北下朱花了不到3万元就租下了一个门面。不仅如此,今年初,房东又给他降了点租金。
“在义乌,哪里都可以做生意。”杨万平说,他之所以选择来北下朱,并非冲着“直播村”的名号,低廉的经营成本和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才是吸引他来此落脚的关键。他认为,生意终归要回归到产品本身。只要产品品类有热度、品质有保证,就不愁生意做不起来。而近年来大热的瑜伽服,就是他心目中的一门好生意。
至于北下朱的直播神话,老练的生意人不以为意:“往事不可追,风口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没赶上,那也没啥值得遗憾的。”更何况,一些令人感到惊喜的新变化也在发生。按照杨万平的理解,如今义乌也在“去中心化”,除了国际商贸城,越来越多的生意从市场外溢到了包括北下朱在内的社区乡镇。北下朱正在成为传统市场的补充,甚至有外商慕名而来。
“前两天就有个‘厄尔多瓜’的客户带着翻译来我店里看货。我问了AI,是个南美国家,1600多万人口,是个大市场!”杨万平兴奋地说。
记者纠正杨万平,告诉他地球另一端的那个国家名叫厄瓜多尔。杨万平笑了:“我想说的是,只要有市场,总有人会赚到钱的。”
(应受访者要求,鲁丽萍、杨万平均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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